界畫是最多保留當時生活原貌的畫種，其意義突破了審美的范疇。界畫是隨山水畫發展而派生的一科，主要是畫與山水畫中有關的亭臺樓閣、舟船車輿。其特點是，工整細致、比例切實、真真切切地再現所畫對象。在中國畫中，研究界畫不僅可以臨習技法，而且可以探尋社會民情，領略文化習尚，陶冶審美情操。

熊國華陶瓷界畫作品

界畫歷代都有名家：隋有展之虔、楊契丹，唐有李思訓、李昭道，宋有郭忠恕、李嵩、趙伯駒，元有王振鵬、夏永。明清時期雖然界畫已開始消退，但也不乏名家，明代的仇英，清代的袁江、袁耀都是界畫高手。

展之虔是現在唯一有畫跡可考的隋代著名畫家，他的《游春圖》雖然描繪的是“陽春三月貴族、仕女騎馬泛舟、踏青賞春”的情景，但畫中以墨線勾輪廓后填敷青綠色彩的山川屋宇，可謂精美妙絕。

唐代的李思訓、李昭道父子承展子虔畫風，李思訓以金碧青綠之濃重色彩描繪“九成宮”景象的《九成宮紈扇圖》，可為精妙絕倫。

宋代界畫第一人郭忠恕的界畫在《宋·劉道醇·圣朝名畫評》中譽為“一時之絕”，被列為“神品”。他的傳世作品《雪霽江行圖》精妙入微地描繪了雪江上的兩艘大木船及在船上勞作的船夫。畫作以白描技法完成：描繪桅索時線條勁挺有力，根根桅索形、質都很真切，特別是最長的兩根，因為受自身重力影響而稍呈下曲狀的細微變化都被真切地表現了出來；描繪船體時為了體現木質，線條則表現得疏松靈活，彎曲穿插隨興而發，配以淡墨暈染，如真木船躍然紙上；處理天空和水面時只略勾幾筆，以作浮云和水波，且以艷麗的色暈罩其上，營造出了水闊天空之感；船上正在勞作的船夫雖然畫得微小，但姿態各異，動感十足。這幅一絲不茍完成的畫作，無愧為界畫精典。

帝王繪界畫只有宋徽宗趙佶。宋徽宗畫的《瑞鶴圖》，雖然是為自己統治的時代歌功頌德，但對界畫藝術進入高峰起到了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瑞鶴圖》繪十八對神態各異的丹頂鶴，翱翔盤旋于彩云繚繞的汴梁宣德門上空，鴟尾之上有兩鶴駐立，互相呼應。宣德門僅見脊梁，運用的是界畫技法。殿脊上整齊排列的塊塊灰瓦、飛檐上只只瑞獸，以及檐下木質半拱的緊湊結構都清晰真切。

卷后有徽宗瘦金書題記及詩：“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門。眾皆仰而視之，倏有群鶴飛鳴于空中，仍有二鶴對止于鴟尾之端，頗甚閑適，余皆翱翔如應奏節往來，都民無不稽首瞻望嘆異久之，經時不散，迤儷歸飛西北隅散。”感茲祥瑞，故作詩以紀其實。

“清曉觚棱拂彩霓，仙禽告瑞忽來儀。飄飄元是三山侶，兩兩還呈千歲姿。似擬碧鸞棲寶閣，豈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嘹唳當丹闕，故使憧憧庶俗知。”

《瑞鶴圖》卷后的題跋告訴我們，這是一幅記錄史實的畫作。其詩、書、畫相融的構圖方式告訴我們，這是一幅文人畫。我想，將《瑞鶴圖》定義為有著界畫風格的現實題材的文人畫，應該切合實際。

北宋張擇端為了歌頌太平盛世，在清明時節走遍京城汴梁的汴河兩岸，創作了《清明上河圖》長卷，真實記錄了當時的繁榮景象。畫中“城廓市橋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后，皆曲盡其儀態而莫可數記”，為世人展示了北宋大都市商業、手工業、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方方面面的真實原貌，是一幅信息量極大的史畫。

令人欣慰的是在界畫少有人參與的清代，宮廷畫師郎世寧在琺瑯彩陶瓷繪畫的影響下，以琺瑯彩繪制了記錄雍正帝在圓明園的日常生活場景共十二幅，以春、夏、秋、冬四季排列分別為“正月觀燈”“二月踏青”“三月賞桃”“四月流觴”“五月競舟”“六月納涼”“七月乞巧”“八月賞月”“九月賞菊”“十月畫像”“十一月參禪”“臘月賞雪”。畫中的皇家園林和生活場景，真是令人神往。

民國時期的“珠山八友”成員汪野亭也在瓷上以粉彩技藝創作了界畫《湖山一望中》，同為“珠山八友”成員的何許人更是把清·袁江的界畫《梁園飛雪圖》移植到了瓷上。

自明代起，在國畫里少有蹤影的界畫，竟然在瓷畫里出現了，這是喜歡界畫和陶瓷藝術之人的幸事。

界畫在唐代成為時尚。宋代，由于統治者的喜好與參與，界畫達到高峰，當然，這與宋代中國畫的鼎盛分不開。不過，界畫在元代受到當時盛行的“文人畫”（文人畫始于宋）的沖擊，因為界畫之工筆嚴謹、造型準確、尊重現實、不介入主觀思想的創作宗旨與“畫中帶有文人情趣，畫外流露文人思想”，追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和畫中意境的文人畫的美學取向相矛盾。受元代繪畫取向影響，“有明以來，以此（界畫）擅長者益少，近人喜尚元筆，目界畫都鄙為匠氣，此派日就澌滅者”（清·徐沁·《明畫錄》），但沒有因此終結而成為絕唱。明、清至今仍有堅守者，雖然為數不多，卻讓界畫得到了傳承。

責任編輯：涂春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