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玩具，目前可追溯至距今約5000年的“屈家嶺文化”，考古工作者在該遺址中挖掘出一件“陶響球”，此為我國已知最早、最明確的玩具之一。而東漢王符的《潛夫論·浮侈篇》中，則描繪了漢代玩具業的浮光略影——“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或做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時間推進至北宋時期，我國古代的玩具市場已頗具規模，出現了“玩具專賣店”“玩具一條街”，生產和銷售規模均空前繁榮，制售玩具成為宋人的謀生手段之一，南宋時期，大量玩具藝人南遷，形成了以都城臨安為中心的玩具市場。正在此時，一種被制成寶塔、孩童、動物等各種形態的泥塑玩具極為流行，俗稱“泥貨”。每逢七夕（宋稱“乞巧節”）便大量上市，其中知名度最高的當屬“磨喝樂”，一種可以搭配不同服飾，還可調節姿態的泥塑玩偶，堪稱古代的芭比娃娃，在當時即價格不菲。

      如圖所示這件宋代泥塑玩具，亦較為特殊，題材為昆侖奴懷抱花瓶，高約7、寬2.5厘米，站姿微屈，表情憨厚，模制燒成。此件玩具從線條到整體布局、從著裝到頭飾發型、從體態到神態情感縱然一體，惟妙惟肖。

      《晉書》卷三十《孝武文李太后傳》中記載：“時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崐崘。”意思是說，李太后在織坊中當宮人，因為她個高皮膚黑，宮人都說她是“昆侖人”。可見，在當時已有“昆侖”的稱謂存在了。隋唐時期，《新唐書》《太平廣記》乃至唐朝的詩歌、傳奇等都有“昆侖人”的記載。“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這是唐朝詩人張籍的詩歌《昆侖兒》，其中，第二句與第四句與這件昆侖奴泥塑玩具的體貌特征頗為相似。

      仔細考究，將“昆侖人”直譯為“黑人”，大多來自于南洋諸島和非洲地區，屬于一種泛稱，并非專指某一國家或地區。那么他們是如何來到遙遠的中土呢？以唐為例，部分昆侖人通過該地區或大食等西域諸國作為年貢，或隨商隊至大唐境內，亦不排除跟隨東南亞或南亞使節入華遺留者。其來唐路線大致有二，其一為傳統的陸上絲綢之路，“昆侖人”多由此道而來；其二為海上絲綢之路，唐宋時期，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大食等西域諸國經南海諸國至廣州、交州的貿易得到發展，“昆侖人”改由此道而來。

      唐時的長安，已成為一座國際化大都市，各種膚色的居民游走于街巷之間。當時流傳的一句行話叫做“昆侖奴，新羅婢”。由于“昆侖人”個個體壯如牛，性情溫良，踏實耿直，貴族豪門都搶著要，一些有頭面、有背景的人物出門，身后常常跟隨著一兩名“昆侖人”。而被販賣到中土的“昆侖人”地位低下，因為他們“能馴伏猛獸犀象”和“善游，入水不暝”，除成為家奴外，或精習樂舞，供人娛樂，或為奴仆，供主人役使，所以時人稱其為“昆侖奴”。至宋代，“昆侖奴”的稱謂已變得相當普遍。

      “牧瀆一塊泥，裝塐恣華侈。所恨肌體微，金珠載不起。雙罩紅紗廚，嬌立瓶花底。少婦初嘗酸，一玩一心喜。潛乞大士靈，生子愿如爾。豈知貧家兒，呱呱瘦如鬼。棄臥橋巷間，誰或顧生死。人賤不如泥，三嘆而已矣。”這是南宋詩人許棐的詩作《泥孩兒》，作品通過借物寫人，揭露了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而“泥孩兒”所指，正是這種流行于宋代的泥塑玩具。可見，一件泥塑玩具見證著一段中外交往的歷史，一段歷史訴說著千余年的過往滄桑。

責任編輯：蘇曉薇